中国电信企业信息:
品牌名称 | 中国电信 |
全国门店数 | 3052家 |
注册资本 | 21,310,000.0万人民币 |
成立日期 | 1995-04-27 |
登记状态 | 存续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所属省份 | 北京 |
所属城市 | 北京 |
所属公司 |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1号 |
经营范围 | 基础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 |
中国电信品牌介绍: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信”)是国有特大型通信骨干企业,注册资本2131亿元人民币,资产规模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年收入规模超过4900亿元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列《财富》杂志全球500强。
中国电信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宽带互联网络和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具备为全球客户提供跨地域、全业务的综合信息服务能力和客户服务渠道体系。截至2020年底,移动电话、有线宽带、天翼高清、物联网、固定电话等各类用户总量达10.2亿户。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分别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国资委工作部署和工信部工作要求,坚持党建统领、守正创新、开拓升级、担当落实,全面实施云改数转战略,深化企业改革,强化科技创新,打造高水平开放生态,全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迅速创建干线国网
旧中国的通信业支离破碎、极端落后。新中国成立前夕,仅有的一些电信设施大都集中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除华东、中南、东北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干线电信设施,边远地区的省会城市大多仅能靠无线电报联系。全国有市内电话的城市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是人工“摇把子”。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县城连无线电报业务也不通。这些稀疏而薄弱的通信设施,经过多年战争的破坏,更加残缺不全。
为了适应全国经济恢复发展的急需,1950年1月邮电部召开首次全国电信会议,3月又召开全国长途干线工作会议。两次会议确定了1950年全国电信建设目标:一是建设北京通信中心,并建成通往沈阳、上海、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个中心的电信干线;二是开通七大区中心间的直达电路;三是建设北京至莫斯科间的中苏国际长途线路;四是建设北京国际电台,适应国际通信和对外广播的需要;五是加快修复首都市内电话;六是恢复并加强江岸、海岸电台。由此拉开了新中国第一代通信干线网络艰苦创业的大幕。
科研院所应运而生
新中国的电信研究本来起步不晚,渡江战役后,在接管国民党通信机构的过程中,军委电信总局领导就诚恳邀请了滞留在上海等地的一批旧交通部电政司的技术骨干和回国不久的学者,到京组成了邮电部第一个电信科学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支援国防科研,这支宝贵的科研力量整编制划给了国防系统。这批专家后来在我国航天、导弹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电信科学研究所划给国防科研战线后,原本薄弱的邮电科研力量就更加薄弱了。
1956年2月18日,范式人和钟夫翔一起向正为筹备党的“八大”调研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汇报了全国邮电部门的基本情况和15年远景发展规划。当汇报到“在全国18.33万名邮电职工中,工程师只有332名、技术员只有3025名,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只有10人”时,刘少奇当即指出,邮电部门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部门,特别是电信方面,必须采用最新的技术,这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
部党组立即传达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谈话精神,并积极研究落实。经国务院批准,1957年4月,以卢宗澄任院长,周华生、宋普为副院长的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下设载波、微波、市话、电报、电路、理化、元器件、网络体系和邮电经济、科技情报研究室,以及仪表、设计和实验工厂等部门。在此前后,上海、西安、成都的一批研究所也组建起来。邮电科研战线二度崛起,并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设计院、研究院和通信施工企业的积极参与下,以我国专家为主设计的第一个综合通信枢纽——北京电报大楼1958年10月建成投产。
今天仍屹立在北京长安街的这座雄伟设施,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通信枢纽。楼顶钟楼每天准时发出的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和钟声,已经成为新中国标志性的声音。
研制配合双获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五年建设,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党和国家也出现了一些背离实事求是精神、凭主观愿望办事的严重失误。在这种背景下,一心想把通信发展搞得更快一些的邮电部领导层,试图得到地方对通信更多的投资和支持,向中央提出下放通信企业的报告。得到中央批准后,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就通过电话会议和文件,草率地把各地通信企业匆忙下放。
这次下放违背了通信生产全程全网的运作规律,不仅没有获得各地对通信的更多支持,还使大量通信干部被调出去“大炼钢铁”“大办工业”,一度造成了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发现问题后,邮电部在1961年5月及时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调整企业隶属关系的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复,中央同意邮电体制上收,“对各地邮电企业实行以邮电部为主的双重领导”。
新的管理体制从1962年1月1日起实行。邮电系统内实行部、省、县三级管理。邮电部召开了三次工作会议进行持续“纠偏”:在运营方面,实行机构紧缩、加强管理;在设备生产方面,“关、停、并、转”了200多家不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保留了19家骨干企业,列为部属工厂,由新组建的工业局统一管理,形成了邮电工业体系;在基本建设方面,缩短基建战线,削减基建投资,集中资金用于重点工程和花钱不多、需时不长的收尾项目。
经过积极的调整整顿,到1964年,全行业的经营发展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经过科研、制造、设计、施工企业的通力合作,在通信技术方面取得了60路微波和60路电缆载波方面的突破,为大通路干线技术升级奠定了基础、锻炼了队伍。